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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华诞 功业卓然-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

  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11月1日宣告成立。它是以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部分研究机构为基础,汇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专家,是新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随后各下属机构逐渐建立。从1954年起,中国科学院的高层领导和专家就开始酝酿组建微生物研究所事宜。1955年10月6日中科院生物学地学部向院常务会议提出“建立微生物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意见”。院务会议同意成立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戴芳澜、方心芳等12位科学家组成,戴芳澜任组长。1956年1月16日陈毅副总理对相关报告批示:“拟予同意”,并送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圈阅。1958年9月26日经院第11次院务会议通过并经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1958年12月3日中国科学院正式行文,组建微生物研究所。
  2008年12月3日,微生物所迎来自己的50华诞。
  在历史的长河中,50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微生物所来说,是不平凡的50年,是艰苦奋斗的50年,也是迈向辉煌的50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科学院的领导下,微生物所科技人员无私奉献,团结合作,努力攀登,在跟踪中赶先进,在拼搏中谋发展,在探索中求创新。它经历了组建、发展、文革、改革开放和创新工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不管是一路顺风还是风雨兼程,都留下了广大科技人员艰苦奋斗的汗水和足迹,都展示出他们对科技事业的无比执著和热爱。

汇聚贤才 迈出创业坚实一步(1958-1966)

 
  1958年12月3日中国科学院发文(院厅秘字第454号),“兹经院第十一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经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应用真菌研究所和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微生物研究所,由戴芳澜任所长,邓叔群、林一夫、方心芳任副所长。”
  戴芳澜(1893-1973),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真菌分类学、真菌形态学、真菌遗传学以及植物病理学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中国真菌总汇》对推动我国真菌学研究和发展、真菌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邓叔群(1902-1970),我国著名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和森林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高等真菌分类学上卓有成就。他编写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真菌学专著——《中国高等真菌》,为我国高等真菌研究奠定了基础。方心芳(1907-1992),应用微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现代工业微生物学开拓者、应用现代微生物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传统发酵产品的先驱者之一,为我国传统发酵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微生物所人就是在以他们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带领下,肩负着国家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在“大跃进”的岁月中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
一、 微生物所组建的前身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和北京微生物研究室。
  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组建于1956年12月,它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该室组建于1953年1月,它是由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两个植物研究所的真菌部分合并而成,为了争取与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植病教研室的密切合作,同年4月该室从植物所迁往北京农业大学。执教于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的戴芳澜教授任研究室主任。该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直接面向农业生产,以有系统并有重点的解决粮食和棉花的主要病害的防治问题为主要任务,同时相应的进行经济植物病害的调查和开展真菌的分类研究。真菌植病研究室先后设立植物病害调查、禾谷类病害、棉花病害、马铃薯病害、蔬菜病害和洋葱病害研究六个业务组。当时只有13名工作人员,其中研究员1人,助理研究员3人。为了加强研究力量,戴芳澜主任还专门从北京农业大学聘请俞大绂、裘维蕃、林传光等高级研究人员到该室兼职,指导和开展研究工作。
  1955年中国科学院聘请邓叔群教授到中科院工作,并从沈阳农学院直接调到真菌植病室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56年,根据国家的远景科学规划,中科院决定将原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扩建,并于56年10月迁址到中关村,12月3日正式下文成立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同时任命戴芳澜为所长,邓叔群为副所长。应用真菌研究所的发展方向是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以发展学科为主要任务,业务范围是引起植物病害的真菌研究,以及相关的细菌、病毒及病理研究。应用真菌所成立后,设立真菌学、植物免疫学和植物病毒学三个业务组。
  从1953年到1957年间真菌植病室先后开展的主要研究工作有:全国主要经济植物病害调查(戴芳澜),毛霉、白粉菌及锈菌的分类研究(戴芳澜),小麦条锈病研究和防治(俞大绂、陆师义),马铃薯病害防治研究(林传光、),白菜软腐病研究(裘维蕃),木材腐朽菌研究(赵继鼎),小麦杆锈病研究(王云章)以及棉花病害研究(尹莘耘),植物病毒与病毒的调查研究(周家炽)、中国炭疽分类研究及镰刀菌的研究(相望年)、棉花黄萎病研究(沈其益)、中国多孔菌及粘菌的分类研究(邓叔群)等。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应用研究方面如小麦锈病、马铃薯晚疫病、棉花病害、洋麻炭疽病、白菜软腐病、植物病毒、抗生菌和杀菌素等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有的还在当时的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中得到大面积应用和示范推广。在分类学研究方面不仅开展了我国黏菌、白粉菌、黑粉菌、锈菌、多孔菌和蠕形菌的研究,同时汇总了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真菌标本11700号外,又增加了新采集和征集的标本8200号,这就为建立全国性的真菌标本室打下了基础。此外,还同当时的苏联、民主德国、捷克以及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进行刊物和真菌标本交换业务。
  1953年建室的时候,真菌植病室仅有图书和期刊522册,到57年12月各种期刊已增至19640册,计351种,各种图书增至2820种,各种报告单行本4500册,基本上能够适用当时研究工作的需要。
  真菌植病室的研究人员从1953-1957年的5年中先后发表研究报告16篇,研究简报5篇。同时还编著或翻译出版了《棉花黄萎病》、《中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文献》、《蔬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真菌和细菌侵染种子的分析》等学术专著。
  这些论文、专著、图书和真菌标本对新建的微生物所是一份丰厚的礼物,是一批宝贵的财富,是一宗难得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在微生物所成立前,真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已发展到102人。研究人员45%,技术和助理业务人员37%,行政管理人员18%。微生物所的许多科学家、学术带头人和科研及管理骨干,都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过,并从这里走进了微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北京微生物研究室位于西直门外博物院路59号,成立于1957年8月,方心芳任研究员、副主任。微生物研究室是在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菌保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菌保会成立于1951年秋天,当时只有7名工作人员。1953年2月中国科学院接管了原属于重工业部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发酵研究室(方心芳任研究员兼副社长),并将其并入菌保会,充实了菌保会的研究力量。菌保会的工作任务是负责统一领导全国菌种保藏工作,并进行有关微生物问题的研究工作。
  菌保会成立的时候正是我国经济恢复时期,由于轻工业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发酵工业的发展和进步,生产企业不断提出有关微生物的问题,并急需解决。因此,菌保会成立后急国家所急,就立即着手调查全国菌种保藏情况和编写菌种目录,同时开展工业微生物学方面的选种、分类、酶学及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及微生物拮抗、遗传、变异以及微生物分类保藏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菌保会就成为全国一般及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机构,并且在上述各项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1955年又增加了石油微生物、霉菌酵素的研究和抗生性放线菌的生态研究,1956年又增加了霉腐微生物研究和微生物强烈因素诱发变异的研究。北京微生物室成立后,设立四个研究工作组:工业微生物组、地微生物组、抗生性微生物组和微生物生理生化组。
  北京微生物室的研究方向是以与国民经济有关的菌类为对象,研究微生物的分类、遗传变异、生理生化以及生态问题;研究任务是获得工农业生产上需要的优良菌种并研究其发酵条件,以便充分利用,解决工商业有害菌问题;通过这些任务研究基本的微生物学问题。从菌保会到微生物室先后开展的主要研究课题有:工业微生物菌种的保藏、分类和变异研究(方心芳、蔡金科、乐华爱等)、食品工业生产过程中物化、生化变化规律研究(方心芳、肖永澜等)、工业微生物在食品和其他工业上的应用(张树政、方一澄等)、霉腐微生物研究(区嘉炜、齐祖同等)、石油天然气微生物勘探研究(淡家麟、王修垣等)、抗生放线菌生态学研究(阎逊初、王大耜等)、放线菌的分类鉴定(阎逊初、张国伟等),应用抗生素在发酵食品保藏的研究(阎逊初、刘肃)等。
  从菌保会到微生物室,科技人员发表论文30多篇,已收集和保存各类菌种2000多株,(其中霉菌799株,酵母537株、放线菌600株、细菌139株),这些菌种一方面用于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是提供给生产单位使用。1957年的一份报告材料做了这样的描述“供应外界菌种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由几百株菌中选拔出来的一株黑曲霉(AS3.324) 糖化力特别强大,向各酒精和白酒厂推广之后,为国家增产节约的数目十分可观,济南酒厂一年之内增产70万元,广西邕宁酒精厂使用我们的酵母,一年增产酒精17万斤。大的皮革厂使用我们的柔化剂曲霉,使皮革的质量提高许多。我们推广的五通桥毛霉得到国内外工业微生物学家和技师们的称赞,各地豆汁乳的品质因之提高。”
  在图书和仪器设备方面,从菌保会到微生物室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图书方面由原来的几百册增加到12000多册,包括中文、俄文、西文和日文等,其中书籍6369册,期刊(合订本)6500册(各类期刊近百种,全套者50余种),是当时国内收藏应用微生物书刊最多的单位之一。在仪器设备方面基本能够满足当时研究工作的需要,电子显微镜和超速离心机在1957年也列入了陆续购置计划。
  微生物室开辟的每个研究领域,进行的每项研究工作对新建微生物研究所来说都是预演、是前奏、是序幕、是基础。更为宝贵的是,在进入微生物所之前,北京微生物室已有职工131人,微生物所的许多科学家、学术带头人及科研和管理骨干都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过,并从这里来到了微生物所。
二、 以任务带动学科发展
  在大跃进的岁月中,国家对科技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以任务带学科,抓尖端、抓重大、抓基本理论以及全面占领、重点突出。当时被称为“三抓精神”。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国家对科技事业的基本要求和微生物研究所的具体情况,微生物研究所确立了以下的研究方向:系统研究各类微生物,特别是具有经济价值的种类的分布和生态;积极扩大利用微生物的有益作用,并控制有害作用,以解决工农业生产中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有代表性的微生物的生理生化、遗传和生物物理学,以期阐明微生物学和一般生物学中的某些基本问题,从而使微生物学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研究所承担的课题任务主要来自工农业生产需求。例如,农业微生物室承担的研究任务有小麦锈病、马铃薯晚疫病、棉花枯萎病的防治研究及农业抗生素的研究等项目;病毒室承担油菜花叶病毒的研究;生理生化室承担烟草花叶病毒的纯化研究;工业微生物室主要承担丙酮丁醇发酵、菌类饲料和酒精酵母的研究;地微生物室则研究微生物方法勘探石油和黄河三门峡地区铁细菌的调查。当时的分类学研究也比较贴近农业。例如,真菌分类除了研究经济真菌和一些大型真菌的培养外,还注意研究土壤真菌对小麦丰产田土壤肥力的作用。细菌和放线菌的分类当时被放在农业微生物室,其研究任务也包括丰产田中微生物区系的鉴定、有机肥料中微生物的活动等。
  根据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先后建立了八个研究室:真菌研究室、病毒研究室、生理生化研究室、生物物理研究室、遗传研究室、农业微生物研究室、工业微生物研究室和地微生物研究室。 三、 在“运动”中艰难创业
  在微生物所组建后的几年中,国家先后经历大跃进、反右倾、三年经济困难、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由于知识分子有自我思想改造的任务,每周要有一天的政治学习,夏天要帮助农民收割小麦,秋天要到农村参加“三秋”,分批参加“四清”,轮流参加“社教”,这是每个人必做的事情。当时的科技人员是一面参加政治运动、接受思想改造,一面学习苏联先进技术、开展科学研究。在许多情况下科研活动要服从政治运动,就是说,除了参加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之外,对每一个人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已经是相当有限了。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微生物所的前辈们克服困难、奋发图强、首先是把微生物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搞起来了,逐步进行学科发展的合理布局,在有计划地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同时,又不断加强对研究所青年职工的业务培训。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推动微生物研究所的各项工作,不仅使科研工作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为研究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各学科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1959年的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1959年本着“三抓精神”和任务带学科的方法,微生物所努力承担了在国计民生中与微生物有关的重大科学任务,并投入了较大的研究力量。在全所的53个项目中,有33个属于院科技研究计划。由于全所人员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已经完成和超额计划的45项,占85%,部分完成计划的有6项占11%,有2项由于客观原因而中途停止。全所有48项研究成果,其中达到和接近国际水平的就有10项,有4项已在生产上推广使用,有7项可以在1960年推广,全所已经发表和未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报告65篇。
  在“中国科学院1964年的科研成果项目”中,全院科研成果544项,微生物所就有微生物分类研究、白地霉代谢研究、油菜花叶病毒和白菜孤叶病毒研究、小麦锈病防治剂的推广示范研究、苏云金杆菌深层培养扩大实验、防止马铃薯退化措施研究、产L-谷氨酸的优良菌种AS.1.299的研究、生产杆菌肽的菌种研究、细菌蛋白酶研究、利用根霉淀粉酶生产葡萄糖以及新防腐剂的合成等12项榜上有名。在1964年国家颁发的“工业新产品”奖中,防治小麦锈病杀虫剂---南开五号获得二等奖,可的唑的生产菌AS3.65和优良的油漆和塑料防腐剂获三等奖。
  到1966年前,微生物所在我国微生物资源调查、微生物生理代谢、微生物遗传变异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真菌分类和植物病害与防治方面出版的《中国的真菌》、《中国真菌学与植物病理学文献》、《中国锈菌索引》、《中国经济植物病源录》等著作,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在工业微生物学、地微生物学、霉腐微生物学、抗生素与拮抗微生物方面曾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筛选出一大批适合于应用的优良菌种,分别在酿造、酒精、丙酮丁醇、有机酸、毛皮加工、石油勘探、抗生素生产方面得到应用,解决了生产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深受工农业生产单位的欢迎。
  当你面对当时大的社会背景,考虑一下当时的实验条件,再看看他们所取得成就,你就会对我们的老一代科学家、老一辈科技工作者肃然起敬,一种尊重、敬佩、信赖和崇拜就会油然而生。

十年浩劫 苦守岗位期盼天明(1966-1976)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1966—1976),中国科技界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凭着科学家的敏感和良知,悄悄地关注和跟踪国际研究前沿,始终不忘攀登科学高峰,始终不忘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艰难地度过了那段动乱的岁月。
一、 在逆境中坚持科研大方向
  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象一场风暴向人们袭来,来势是那样的猛、那样的快、又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一夜之间好人成了坏人、香花成了毒草,许多科学家和科技人员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
  1967年中国科学院下发的“关于编制1968年科研计划的通知”长达三页,虽然通篇讲的是运动,但是你依然能够看到为科学家撑腰打气的铮铮文字。“在编制计划时,对于重要国防项目、重大支农项目和国家交给的重大、急需的国民经济建设任务,应列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给予优先保证”。“对于具有赶超世界水平的科研项目,以及对生产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项目,应列为重点项目,给以重点支持”。文章号召大家“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敢想敢干,为使我国科学技术早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而奋斗”。在那样的大环境中,这短短的几句话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字字掷地有声,句句都有千斤重。
  正是在这样的一些精神指导下,微生物所始终坚持科研为生产服务大方向,保证了科研工作的延续性。不管上级政策怎么变化,研究所的优势项目分类保藏研究方向没有变、重要的应用研究项目没有停、有苗头的跟踪和探索研究没有放。这样,在当时“革命”潮流的冲击下,尽量把研究所损失减少到最小。
  1969年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研究所要进行体制改革,实验室要改成连队编制,并由连长和指导员领导,以适应当时的战备要求,准备打仗。微生物研究所制定了如下的改革方案:研究所的方向和任务是从“备战、备荒、为人民”出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方针,选择国民经济建设中与微生物有关的综合性、长远性、探索性课题,着重研究微生物活动的基本规律,实行科研、生产、使用和教育四结合。将原来的8个研究室改编成四个连队和一个发酵实验工厂。第一连:微生物资源和分类,主要课题组有细菌组、放线菌组、真菌组、技术管理组。第二连:微生物遗传变异,主要课题组有遗传育种、生化遗传、分子遗传、及细胞结构和功能等。第三连:微生物生理生化;主要课题组有淀粉酶组、纤维素酶组、脂肪酶组、硫化细菌组和固氮机制等。第四连:微生物发酵,主要课题组有石油发酵组、有机酸组。为了备战备荒,还专门制定了以抗菌素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第五连方案,以加强三线建设。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证明,连队编制和军事化管理根本不适合科研管理,更不能促进科技工作的发展。1972年,中科院部署研究所再次进行体制改革。这次微生物确定的方向任务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原则,在广泛联系工、农、医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着重进行微生物分类鉴定、遗传育种、生物大分子和代谢途径极其控制等基础理论以及国民经济中综合性的重大应用课题的研究,并注意开拓微生物学研究的新领域,把微生物学技术往高里提,为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为此,又在过去的四个连队和一个实验工厂的基础上,改革和调整成为五个研究室和一个附属工厂。五个研究室是:微生物资源分类研究室,核酸与病毒研究室,微生物酶学研究室,微生物代谢控制研究室(发酵室),微生物遗传育种研究室。
  几经变化的是形式,坚持不变的是内容。在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微生物所人就是这样默默地向着既定的目标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坚持着科学研究的大方向,推动着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和生物技术的进步。
二、 坚守着一个信念
  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是一场大灾难,它与社会的发展相悖,它亵渎科学,践踏教育,摧残人才,使中国科技发展遭受到十年的蒙难。即使今天人们再谈起那段岁月依然会感到痛心和难过。但是,在那样动乱的岁月,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不忘信念、不失斗志、不畏艰难、不怕批斗,坚持着自己所钟爱的事业。
  微生物所的许多老专家和前辈在精神或肉体上都受到这样或那样不同程度的摧残。但是只要有机会、能被允许,他们就会在实验室看标本、做培养基、观察实验、整理数据。一些搞应用研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只要在实验室得到了优良菌种,看到了好的苗头,就会下工厂、到企业,同那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搞科研。他们有时吃在车间、住在车间,一呆就是三个月,一住就是小半年,这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有的科研人员成年累月就是在工矿企业做调查、搞实验、开展科学研究,实验室对他们有时倒是陌生的。一份总结资料显示,1974年上半年全所有80多人下到工厂和企业进行协作和业务调查,几乎占科技人员的30%。那时没有人为此叫苦、也没有什么怨言。就是一个心眼,把科研搞好、把生产搞上去,知识是人民给的,应该为他们服务。
  1970年是文化革命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的年终总结中写道,经过全所科技人员的艰辛努力,取得了17项有应用价值和可投产的科技成果。其中,有的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红曲糖化酶的生产和酶法制造葡萄糖,铜和锰的微生物冶炼;有的属于新工艺:微生物法转化甾体原料生产合成确炎舒松-A,医药丝绸脱胶;有的是国内新产品:如春雷霉素、丙氨酸、赖氨酸、色氨酸、脂肪酶、葡萄糖氧化酶等;有的是属于解决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如光学仪器的防霉,山梨糖发酵和苏云金杆菌生产中的噬菌体问题等。
  在文革的十年中,由于科学家们的坚持和努力,研究所的许多优秀传统项目如各类微生物分类和保藏,真菌志和地衣志的编研,都得到了保留和延续。一些重要的应用开发研究如二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C新工艺,纤维素酶、糖化酶以及其他酶制剂的研究,石油发酵生产二元酸、谷氨酸和其他有机酸的开发研究,烟草花叶病毒(TMV)核酸和蛋白外壳体外酶促合成以及马铃薯退化病的防治研究等,在这一时期都获得了一批重要的数据,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有的也为以后获得重大突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根据1977年研究所的统计,自建所以来取得科研成果近百项,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普查评选,评出30项重要科技成果,其中重大成果5项。发酵法生产味精、烟草花叶病毒(TMV)核酸和蛋白外壳体外酶促合成、马铃薯退化病的防治、《中国真菌总汇》和“优良菌种选育”作为向全国科技大会的推荐项目。
三、 真心实意为工农兵服务
  文化大革命首先冲击的是高校,接着是科研机构,由于批判了“爬行主义”和“洋奴哲学”,在科研机构属于跟踪和探索的研究项目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进行的,能够进行的研究项目主要是与工农业生产实际相关的课题。当时的一些具体的课题任务主要来自“想工农兵所想”和“急工农兵所急”。
  1969年7月22日中央办公厅将6037部队献给毛主席的灵芝仙草送到微生物所,希望微生物所的科技人员进行研究、培育和护养。这在当时可是一项重大任务,不能有任何怠慢。研究所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栽培实验,9月份正式开始灵芝的栽培研究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在那年的冬季在人工条件下把传说中的“灵芝仙草”培养成功了。并且微生物所立即把栽培经验介绍给院内的一些兄弟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和北京市的一些医院和中小学校,后来在全市,乃至全国掀起了一场大搞灵芝栽培和研究灵芝临床效果的群众运动。
  其实,微生物所的一些重要的获奖成果也与“急”和“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C新工艺的研究和开发就是一例。传统的生产维生素C工艺是“莱氏化学法”,它需要经过五道工序(发酵、酮化、氧化、转化和精制),需要连续操作,流程长,需要丙酮、发烟硫酸、烧碱、液氯和苯等易燃易爆、腐蚀剧毒等化工原料。生产中不仅伴有大量的“三废”产出,而且对生产环境需要有严格的防火防爆等安全措施。微生物所的科技人员在与北京制药厂的科技人员相结合,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过程中,同时了解到维生素C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对维生素C生产的急需和企业对维生素C生产新工艺的渴求,科技人员便下定决心,攻克这个难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通过分析,决定走一条以生物氧化代替化学氧化的全新工艺路线,期望解决“三废”问题,又能为企业创造一个安全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于是,从1969年初微生物所的科技人员就正式同北京制药厂同行向这个难题发起了挑战。1970年7月筛选到氧化山梨糖生成维生素C前体2-酮基-L-谷氨酸的菌种,1972年1月中试成功。1974年6月在上海通过中试鉴定。新工艺于1975年用于工业生产,1983年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在国际上也是首创。
  “想工农兵所想”和“急工农兵所急”在那样的时代也是一种使命感体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科学知识被看作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当时由微生物所主办的、全国唯一的一种微生物学学术期刊《微生物学报》,在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入冷宫。随着 “要复课闹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等指示的发表,学校开始上课了,医院开始看病了,工厂开始生产了,社会各层面对微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有了新的需求,微生物所的专家学者不负众望,又挑起了普及微生物学知识、宣传微生物学技术、推动生命科学发展的重担。
  1968年10月微生物所不失时机的向上级有关机构申请创办《微生物学革命》,办刊的宗旨主要是:密切联系实际,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介绍工农兵的发明创造。介绍和总结利用微生物进行生产(包括生物防治)的先进经验和好苗头。到1970年《微生物学革命》就出版了8集,同时还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编辑出版了《微生物在工业上的应用》、《猪的发酵饲料》、《毒蘑菇》、《核酸在农业上的应用》等,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1972年,研究所积极运作,申请《微生物学报》复刊。1973年经院领导批准,《微生物学报》正式复刊了。1974年微生物所又申请主办《微生物学通报》。总之,就是力图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宣传微生物知识和成果,为工农业生产服务。
  在这一时期,研究所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工作之余积极编写相关学科领域的科研现状和发展趋势,翻译和编撰各类讲义、实验手册和基础知识,普及和推广微生物学基本知识、基本技巧、基本操作。一大批由微生物所专家学者翻译和撰写的教科书和科普读物应运而生。
  在文化革命的十年中,微生物所广大科技人员不计恩怨、不计名利、不计得失,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兵服务。在与工农兵相结合中,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管理人才在逆境中也磨练了意志、积累了经验、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在物质条件极为贫乏的年代,在传统文化下培养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文革的十年也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扭曲的十年,也是科技界的一段痛史。广大知识分子在崇拜与怀疑、驯服与叛逆、感激与疑虑、振奋与恐惧的矛盾心情中忍辱负重、战战兢兢的走过了十年。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生活的道路的确不平坦,不象长安街那样笔直,但曲折的道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心,那就是真理终究能战胜邪恶,人们终究会从某种盲目性状态中解放出来,逐步走向自觉,达到成熟。经过反复的实践和不断的反思,人们更加深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改革开放 探索新型运行模式(1976-1998)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持续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我国的社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 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被彻底摔掉了,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被解放了,整个科技界解放了,科学的春天到了。
  全国科学大会还奖励了从1956年至1978年全国科研成果评选出的7567项科研成果。其中,中国科学院有904项,约占总数的12%。微生物所有11项成果获奖。这些成果是:发酵法生产L-谷氨酸研究、优良菌种的选育、我国食道癌发病情况和流行因素的调查、《抗生素生物理化特征》、细菌冶炼从铜矿中提取铀铜、灭瘟素、青海湖综合考察报告、维生素C生产工艺重大技术革新、半合成抗生素—利福平、D-18甲基炔诺酮醛合成的研究和生产工艺改进以及官厅水库水源保护研究。还有白地霉糖代谢及有关酶的研究、军用光学仪器防霉研究、甾族化合物的微生物合成与转换作用、《中国真菌总汇》、石油发酵生产有机酸、马铃薯退化病因与防治、农用抗生素的研究和应用等16项成果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根据中央对“科学院要整顿,要把科学研究搞上去”的指示精神,科学院所属科研单位,在这一年还严肃认真地处理了过去审干中遗留的各种问题,给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微生物所复查了33名同志的问题结论 ,通知了家属和子女及所在的工作单位,做好了清除影响工作;受“四人帮”迫害多年的老革命干部斯季英同志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为著名科学家邓叔群先生平反昭雪,并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一些长期被打倒或“靠边站”的科学家和革命干部在落实政策后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1978年,喜事连连。12月22日-2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
  科学院的一些重要制度陆续恢复了。停止了多年的学部委员(院士)遴选制度恢复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制度也恢复了,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制度也恢复了,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制度也恢复了。微生物所的老专家们开始“收徒”和传经,文革后的首批博士生、硕士生陆续进所。中青年科技人员如饥似渴的开始学习专业知识,学习外国语言,决心要把损失的时间补上去,把损失的青春再找回来,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科研人员也陆续被送往国外学习和深造。那时在研究所内到处都可以看到某某专家学术讲座、国外来访学者专题报告、国外访问归来汇报、各种专业补习班、各类外语提高班等海报,研究所呈现出一片苦学知识、苦练内功、积极进取、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如果说全国科技大会是一缕春风吹暖了科技界,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了。微生物所的领导和科学家们也同全国人民一样,踏着春天的脚步,迎着和煦的春风,开始谋划新的发展战略,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昂首阔步进行新的长征。
二、 谋划新的发展战略
  1978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办院方针。强调“有计划有重点地推动更多的研究领域迅速转到以世界先进水平为赶超起点的轨道上来”,并明确指出:各所在“安排计划时,要注意适当地逐步增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比重,扎扎实实打好基础,要注意理论研究、实验工作和技术系统的合理配套”。
  1978年10月,薛禹谷被任命为微生物所第一副所长(1980年10月任所长),并组成了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带领微生物研究所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他们根据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生物学基础科学发展规划以及在微生物学科规划中本所承担的任务,带领全所职工结合研究所的具体情况,制定和完成了研究所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确定微生物研究所的长远发展方向是:进行基础微生物学的研究,着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提高;并利用分支学科较齐全的条件,承担四个现代化中与微生物学有关的综合性重大课题。同时,根据微生物所的实际情况,按三年、八年和二十三年(即到20世纪末)分别进行规划和确定具体的任务和目标。规划提出,到20世纪末,要培养和造就一批能创造性地解决本学科某些重大问题的微生物学专家,基本摸清我国的微生物资源,出版几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在主要领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根据上述的目标和任务,对学科领域和研究室的设置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重组,决定组建八个研究室。分别为真菌分类研究室、细菌分类研究室、病毒研究室、微生物生态研究室、微生物代谢研究室、微生物酶学研究室、微生物遗传学研究室和微生物菌种保藏研究室。并建立了微生物所发酵中试厂、微生物新技术室、同位素实验室和图书情报室。
  各个研究室的科研发展方向和科技支撑单位的任务如下:
  真菌分类研究室:对真菌(包括地衣和粘菌)的系统分类与演化及其有关生物学问题,在形态、细胞与分子水平上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综合性研究。同时在真菌与地衣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也开展一定的工作。
  细菌分类研究室:用现代新技术、新方法研究细菌、放线菌的种类及分布,探索物种起源,系统发育,建立符合客观规律的分类体系。
  病毒研究室:以植物、昆虫、真菌病毒为对象,进行病毒病害的调查、诊断,病毒的侵染与寄主细胞的关系和利用植物病毒为载体的植物遗传工程的研究。
  微生物生理生态研究室: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研究特定环境(水体、矿体、油田、金属管道、易发霉的工业器材等)中的微生物的生理生态。
  微生物代谢研究室:研究微生物代谢调节控制与微生物化学转化的机理,以提高已有发酵产品产量,研究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新型发酵产品。
  微生物酶研究室:研究微生物酶的结构与功能,酶的形成、别构效应、固定化酶和酶的开发与利用。
  微生物遗传研究室;选用噬菌体、细菌、放线菌、真菌等有代表性的菌株开展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的研究。同时为解决遗传育种的实际问题,开展诱变杂交、转化等规律和机制的研究。
  菌种保藏研究室;收集、保藏、供应菌种,编制菌种目录,研究菌种的生物特性和保藏技术。
  生物新技术中心:负责对全所的大型精密仪器实行集中管理和使用,重视引进国内外先进的仪器和技术,接受研究室重大仪器分析任务,为科研工作服务。
  发酵中试工厂:管理提供全所共用的实验条件,逐步建立的发酵实验基地。维修、制作和革新通用的实验设备。
  图书情报室:系统收集和科学管理本所研究需要的国内外图书期刊及时收集和掌握科技情报动态,编撰情报资料,为研究工作当好侦察参谋。
  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微生物所的领导和专家们领导全所科技人员经过认真讨论和反复论证,制定的一个比较完整和科学的发展规划,是微生物所广大科技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微生物学当时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它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在以后的20年中,随着国际学术动态的变化和国家经济建设需求以及中科院办院方针的具体要求,研究所的几代领导班子也不断地从实际出发,对规划进行修改、补充、调整和完善,但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规划的发展思路和学科布局,稳步地进行各项改革,开展微生物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并全力推动生物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和进步。
三、 运行机制的重大转变
  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是中国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胆探索、逐步深化的二十年。在这期间,为了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科学院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曾几度调整办院方针。同时,出台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如:所长负责制、开放实验室、科研经费分配的基金制与合同制、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公司等措施,逐步摈弃旧体制所造成弊病和带来的不良影响,逐步建立适合科研和发展的新的管理体制、新的运行机制,营造新的学术环境,创造新的文化氛围。
  所长负责制是冲击旧体制最关键的一步。改革开放后,根据中国科学院党组的要求,在1979年微生物所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这一领导体制的变化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震动。这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对科技事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在这一领导体制下,从理论上说所长们从过去的“有职无权”变成了今天的“有职、有权、有责”,解决了外行领导内行所产生的一些弊病,十分有利于科研管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明确的责任制度,又出现了职、权、责分离的问题;或者由于党政分工不明,出现“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现象;也有时对同一个部门你也管,他也管,结果出了问题就相互推委造成领导间的不团结。1985年,中科院颁布《中国科学院关于院属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的暂行规定》,决定在全院实行“所长负责制”。
  1985年10月,以宋大康为所长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被任命。1986年微生物所正式实行所长负责制,在这一体制下党委起监督和保证作用。即由研究所所长全权领导研究所的业务、行政工作,所党委主要负责思想政治工作。所长决定业务方针、政策和其他重大问题,以及任免中层业务、行政干部时,应事先征求党委意见。1987年,又在所长负责制的基础上,微生物所开始实行“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这是改革和开放给科学院带来的一个崭新的领导体制,所长从真正意义上作到了“有职、有权、有责”,科学家开始“治所”了,这也是整个科技界的福音。
  开放实验室的建立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1984年中科院提出, 要向国内外开放一批研究所和实验室。并在同年的4月通过《开放研究实验室暂行管理办法》。开放实验室的基本运行机制是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的基本方针,开放实验室对于研究所来说是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模式、实行定期检查评议,引进竞争机制。1985年,微生物所的“中国科学院真菌地衣系统学开放研究实验室”通过了国内同行专家评审,首批向国内外开放。同期批准的有17个实验室,生物口只有3个。
  真菌地衣系统学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对全所科技人员是个很大的鼓舞,使科技人员看到了改革的趋势和未来的研究模式。所以,从1987年研究所又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报工作,争取国家计委对该实验室的支持,并申请中科院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内支持若干较重大型仪器设备。1989年6月获得批准,1991年实验室的建设工作正式启动,1993年12月经专家论证、中科院批准,实验室正式对外开放。此后,植物生物技术实验室也加入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的行列中,传感器实验室也成为院开放实验室的一部分。
  开放实验室的建立和中科院颁布的其他一系列措施如《院内科学基金暂行条例》、《重大科技项目合同制暂行条例》等,把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家们推上了国际科学研究的平台,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也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如果再关起门来说我们是“国内第一”、 “国际水平”注定是不恰当的。科技人员开始有了“急迫感”,也有了“危机感”,有了积极争取科研经费的主观意识,也有了到国际顶尖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迫切欲望。科学研究的目标“只能是第一,没有第二,第二就是落后”,这是开放实验室也是改革开放带给科学家们的共识。          

  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公司突破了走向主战场的瓶颈。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中国科学院根据中央的要求提出了“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办院方针。后来又逐步调整,即除少数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外,大部分力量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加强科技成果的开发和转化。
  怎样走向主战场?怎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那时,对科技人员来说是个新的问题。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成果的转化长期以来是属于无偿使用或请企业使用。如果转化成功了,企业就敲锣打鼓给研究所送来锦旗,加上一封表扬信,给科技人员戴上一朵大红花就是最好的回报。也有时虽然成功了,但企业过多地考虑了自身利益,把科研单位干脆忘掉了、甚至是否认了,这样的情形也时有发生。1984年8月,时任副院长的周光召视察微生物所,听取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和要求。研究所有关领导汇报:“自建所以来,取得30多项应用性成果。有些已在生产中得到应用并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如二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C、黑曲糖化酶等,但是都是无偿使用,甚至有的厂家都不承认我们的成果。因此,科技人员对推广成果的积极性不高。”周院长说,“可以办个公司,把你们的科技成果通过进一步开发,作有偿转让。” 所领导们当场决定,马上写申请报告,周院长也当即做了批示“同意。请开发局尽快办理。”两周后,工商管理局通知研究所去领营业执照。微生物所的第一个企业正式成立,名称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公司首先将所里的科技成果进行筛选排队,编写了项目介绍资料,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推荐。并承诺提供工艺资料、生产菌种、供立项报批用的项目建议书、技术培训和指导试车等一条龙服务。由于技术公司的运作到位,当年就签订了七份技术转让合同,技术收入40余万元,这是微生物所所办企业淘到的第一桶金。1985年研究所又成功地将“二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C的新工艺”以550万美元转让给瑞士Roche公司,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一宗技术出口项目。1986年5月,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到研究所视察工作。当听到研究所技术转让汇报时,他说:“听了你们所的工作,受益匪浅,也让老百姓看到了科学的恩惠,微生物学研究要把开发工作搞好,是大有作为的,从你们的成果推广就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 由于技术开发公司完全突破了研究所的运行机制,直接面向经济建设,积极开拓技术市场,全力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它完成了当时研究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当时又被称为“一院两制”。
  技术开发公司的建立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经过两年的拼搏和努力,研究所此前形成的大部分应用性成果都找到了市场。1987年研究所经技术开发公司与企业签署技术合作合同100多项,承担星火计划项目11项,并承担了国家计委主持的三个工业性试验基地项目,即湖北宜昌活性干酵母工业性试验基地,湖南岳阳和柳州氨基酸工业性试验基地和北京房山多糖工业性试验基地。微生物所的应用性成果开始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
  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中,人们很快就发现在生物工程领域中,研究所的科技成果与产业化之间缺少中间环节,严重地阻碍了产业化的进程。为此,研究所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的帮助,国家计委决定投资300万美元大型仪器设备支持费,将微生物所中试工厂建设成现代化的北方生物工程中间实验基地,加速微生物应用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研究所也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扩大厂房建设,组织优秀科技人员对到位的仪器设备边安装,边调试,到1986年各类设备和仪器基本到齐,中试基地开始试运转。此时的中试厂不仅有一支良好的技术队伍,而且还拥有一批用于微生物发酵工艺和工程研究的现代化发酵设备、后处理设备和精密的测试分析仪器,为研究室提供了良好的中试条件和优质服务。新技术中心也同时装备一新,购置了一批先进的精密仪器装备,包括进口的透射、扫描电子显微镜,核酸序列分析仪器,超速离心机,紫外、红外分光光度计,核酸合成仪,氨基酸分析等大型精密仪器。此时微生物所的技术支撑条件达到了当时历史最好水平。
四、 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进入90年代后,中国科学院的各项改革也在不断地深入,并不断地提出一些新的举措,冲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传统管理模式。1991年3月以周培瑾为所长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组建,带领科技人员开始在市场经济中求生存、谋发展。
  改变研究经费拨款方式,实行基金制和合同制。改变研究经费拨款方式,实行基金制和合同制,是科研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它彻底改变了许多科技人员头脑中存在的一些传统陋习,如“科学研究就应该是国家养起来,应该吃皇粮” ,没有实验经费就“等上级、靠领导、伸手要”等。现在,人们开始感到吃“皇粮”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科技人员的头脑中开始绷紧了一根弦,那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争取经费,有了经费就能进行科研,没有经费科研工作就会被终止。因此,搞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就积极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搞应用和开发研究的就主动申请国家攻关和各部委的重大项目。不仅如此,科学家们都十分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技术服务和咨询、以及横向联合,总而言之就是要想尽办法搞钱。因为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要想搞科研,不跑就没有任何出路。改革和开放改变了科学家们的传统思维方式,科研经费也随着思维方式的改变而逐年增加。1983年微生物所获得的科研经费约250万,1988年约325万,到1993年获得经费达612万之多。
  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不仅科研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但是,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又出现了。一是课题组之间的不平衡产生了,课题组所争取的经费与课题组占有的资源不成比例或严重失衡,而这时的研究所又没有现成的资源进行支持或分配,对不合理现状也无法进行调控。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科技人员和管理后勤人员之间的矛盾。1993年初全所职工人数是535人,科技人员413人,管理和后勤人员122人。后勤和管理人员占到职工总数的2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研究所的经费是按人头拨款,彼此相安无事,随着拨款方式的改变,出现矛盾就显而易见了。最后一个问题是由于多年的积累,有人长期无岗,所外务工,所内工资照领;有人出勤不出力,奖金照拿,干好干坏一个样;有人长期有病,又不到退休年龄,致使新人进不来。总之,就是研究所冗员过多、负担沉重、资源有限、分配不公,严重地影响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也阻碍了研究所的进一步发展。改变科研经费拨款方式和实行基金制和合同制只是科研管理中的一个方面的改革,也着实把研究所向市场方向推进了一大步。但是要巩固改革的成果,要推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面对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就必须实行全面的改革。
  研究所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实行全成本孩算。1993年,微生物研究所根据中国科学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部署,改革工作从单项改革步入到综合配套、全面系统改革的新阶段。
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使科研结构的调整与人事、分配制度和机关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相互配套地进行,从而推进人才流动、调整分配制度、改革运行机制、促进出人才出成果。对研究所的具体要求和做法就是实行全成本核算。
全成本核算是指按国家规定,应将科研费用、产品、一切有偿服务、经营活动的实际支出全部计入科研成本。经过三年的实践,也就是到“八五”的末期,研究所经过集中和调整科研课题,有的加强了,有的萎缩了,有的消失了,最终形成了六个大的研究方向,即微生物分类和保藏、植物病毒和植物分子生物学,微生物生理生态、、微生物发酵、微生物化学和酶学以及微生物遗传学。主要学科布局是微生物分类保藏研究室、植物病毒研究室、微生物生理生态研究室、微生物代谢研究室、微生物酶学研究室、微生物遗传研究室、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实验室、真菌地衣学开放实验室和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在这期间,科研重担也逐步转移到年轻一代的肩上,完成了代际转移的历史重任。1991年前,研究所只有一名45岁以下的副研,绝大部分课题负责人都接近退离休年龄,到1995年就有4名青年人被破格提为研究员,10名35岁以下博士和硕士被晋升副研究员,45岁以下的课题组长15人,还有5名青年科学家担任研究室主任。与此同时,研究生的数量也逐年增加,到1995年学研究生数量已达到科研人员的30%以上,是当时历史的最高水平。
  随着配套改革的不断推进,研究所行政后勤管理逐步向社会化迈进,技术支撑单位实行独立核算,所办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机关管理人员由原来的23%下降到不足7%。,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收入逐年增加,研究所的科研条件、职工的各种福利待遇和住房条件得到不断改善,职工的工资性收入也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1991年,全所职工工资总额为128万;1993年,为223万;1995年达到460万。配套改革的各项措施和规定有力地增强了研究所的自我发展意识和职工的竞争能力,推动了研究所的结构调整,促进了人才的分流,使研究所在市场体制下开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实施“按需设岗、按岗聘任”制度。1995年12月,研究所改革的接力棒传到了新任所长孟广震的手中,科技体制进入更深层次的改革。从1996年起,中科院决定进一步深化职称改革,工作的重点从“评审”转移到“聘任”上来。就是按工作需要设立工作岗位,再按工作岗位和个人资格条件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它加强了研究所在学科布局上宏观调控,引导科技人员根据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向,逐步摆脱过分重视资历的倾向;激励科技人员争取任务,发展学科,竞争上岗;逐步优化科技队伍的结构。
新的运行机制大大激励了科技人员的积极精神和工作热情。1996年是“九五”的第一年,微生物所开局良好。这一年经过全所上下的共同努力落实基金项目27项、攻关项目19项、863项目11项、院级项目4项,共争取到科研经费接近1500万,一年就达到了“八五”期间纵向科研经费的70%以上。
  遵照“按需设岗、按岗聘任”的新规定,1997年研究所在以往改革的基础上加大了改革力度,加快了改革步伐,在课题调整、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吸引人才和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中科院制定的“状态与绩效评价体系”中首次被评为双A单位。同年,研究所还被院首批认定为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基地型研究所试点单位。在试点的过程中,研究所再次进行学科优化和结构调整,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根据各学科已有的基础、发展战略和长远目标,确定了微生物所的三大研究领域,即:微生物资源、分子生物学和生物高技术研究与开发。微生物资源包括微生物收集、分类、保藏、多样性及微生物生态研究等;分子生物学包括分子病毒学及微生物分子遗传;生物高技术研究与开发包括植物生物技术、酶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基因工程药物、环境生物技术及糖工程等。科研机构设置为五个研究室和四个开放实验室。五个研究室是菌种保藏中心 、微生物生理及应用生态研究室、微生物代谢及发酵工程研究室、酶学研究室和微生物分子遗传和育种研究室。四个开放实验是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实验室、真菌地衣学开放实验室、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以及分子病毒与生物工程开放实验室(所级开放实验室)。
  1997年12月,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研究报告《迎接知识经济时代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1998年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从此,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正式拉开序幕,微生物所职工也精神抖擞、整装前进、迈步进入了知识创新工程的“候车室”。
五、 丰硕的成果
  从改革开放到1998年的20年间,在邓小平科技思想指导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微生物所取得了一大批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科研成果,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期间研究所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类科技奖励154项,其中国家级26项(包括全国科学大会奖11项),院级87项(其中特等奖和一等奖10项)。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们展示了微生物研究所的科研实力和学科优势。
  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质量和数量都有显著提高。70年代末研究所每年发表论文平均70-80多篇,80年代平均100多篇,到了90年代平均120-130多篇。不仅是数量增加了,论文的质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所的学术论文开始发表到国内外的一些高级学术刊物,如国内的《中国科学》(Science in China),国外的《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BioSci.&BioTec.)、《病毒学方法杂志》(JVM)、《免疫学杂志》(JI)、《应用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Appl.Biochem.Biotec)、《系统和应用微生物学》(Sys.Appl.Microbiol)等。1980年微生物所遗传学研究的论文在《细胞》(Cell) 上发表,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在该杂志上发表本土研究的文章。应该说微生物所的科学家从这时开始逐步地走向世界。
  1997年12月19日,在科学报第二版刊登年度论文被引频次最高的前20名科研机构中,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为第13名,被引论文59篇,被引频次81次。
  1997年12月 23日,科学报海外版第八版刊登中国科技期刊被引频次及因子排行表(CSCO)生物学类中《生物工程学报》影响因子为0.3258。论文被引频次最高的前20名科研院所(CSCO)中微生物所排名第16位。
  1997年我国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数前50名名次表(据97年年报214种中国科技期刊统计)微生物所排第44位,论文83篇。
  1997年我国科研机构科技论文被引频次最多的前50名名次表,微生物所排名第14位,被引频次191次。
  1997年各项基金与资助产生的科技论文数居前50名的科研机构中,微生物所第29名,论文数52篇。
  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在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微生物所已经走在国内科研机构前列。
  应用开发研究方面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20年,传统生物生物技术产业不断得到改造和提升,现代生物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和扩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微生物所作为技术研发的源头为我国酶制剂工业、发酵工业、农药医药工业及化工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在“六五”至“八五”期间,我国酶制剂工业持续15年平均年增长率过20%以上。这是全国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以及酶制剂生产、应用企业科技人员结合攻关的结果,微生物所研制和开发的包括纤维素酶、淀粉酶、糖化酶、脂肪酶、果胶酶、固定化青霉素酰化酶、蛋白酶等诸多酶制剂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在工业化生产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以糖化酶研究为例,1979年选育出uv-11菌种,糖化酶活力超 3,000U/ml,当年在无锡酶制剂投入工业化生产,并成功地在白酒、酒精工业推广。后来,经过多种诱变剂处理,选用了糖化酶高产菌种,当时在短短的2-3年内全国的酶制剂厂、酒精厂和白酒厂全部采用了此菌种。根据当时行业统计,每年为国家节约粮食22万吨,降低成本1亿9千万元。1985年,这项研究“黑曲霉糖化酶酶活的提高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微生物所的纤维素酶、淀粉酶、糖化酶、脂肪酶、果胶酶、蛋白酶有关技术成果至今还被一些中小企业所应用,为国家经济建设发挥着作用。1999年微生物研究所曾以纤维素酶技术为股份加盟宁夏宁馨儿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在氨基酸工业方面,1965年由微生物所选育的优良谷氨酸生产菌株No.1.299和No.1.542 开创了我国味精生产的新局面。同老法相比,每生产1吨谷氨酸就能节约30吨小麦或35吨大豆,这项研究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到1986年我国味精年产量为8万吨,是1965年的30倍。发酵法生产味精的成功,带动了我国氨基酸产业系列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微生物所在“七五”以后相继开发的L-赖氨酸、丙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酪氨酸、缬氨酸、苯丙氨酸和脯氨酸等系列技术,有的获得了国家的重要奖励。90年代后开发的色氨酸技术,后来也作为技术股份加入到湖北八峰药化集团。我国氨基酸产业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微生物所的科学家功不可没。
  在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农业病虫害的防治方面,微生物所的多项成果得到应用,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并引领了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的新潮流。
  198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用卫星核糖核酸防治黄瓜花叶病毒(CMV)引起的植物病害”项目,是一种新的植物病毒防治方法。根据卫星核糖核酸不能独立侵染复制而必须依赖CMV的原理,微生物所于1981年在国际上首次设计了生物防治CMV的新途径,该技术可使病情指数降低50%,增产30%。
  1991年获得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转苏云金杆菌杀虫蛋白基因的烟草及其抗虫性研究”项目,克隆并改造了苏云金杆菌毒蛋白基因,构造了真核生物高效表达框架,用农杆菌转化的烟草能表达毒蛋白,虫试结果表明转基因烟草对烟青虫毒杀作用为90-100%。
  1993年获得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利用基因工程培育的抗TMV和CMV的双抗烟草及大田试验”项目,培育出的双抗烟草纯化系在四代大田试验中证实了其抗病性的遗传稳定性,田间攻毒试验中发病率为20%以下(对照为90%以上)。该成果达到国际上植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先进水平,在大田试验、基因工程和常规选育相结合加快实用化进程方面处于国际同类工作的前沿。
  微生物所的石油开采研究成果受到了石油开采企业的青睐。199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微生物单井吞吐提高石油采收率的研究与应用”技术,被我国多个油田采纳和使用。由微生物所科学家筛选获得的优良混合菌种,在进行二次采油的过程中,可提高采收率17-30%。在我国首次大规模地实施微生物采油法时,日产原油增加33.3%-600%,并为砂岩油田提供了一种可推广的三次采油新技术,产生更可观的经济效益。
  科研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上了新台阶。改革开放的20年,微生物所面向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际科技发展前沿,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学科布局,逐步形成了以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为主体,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作纵深配置的研究机构。同时,根据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设定了微生物研究所的三大研究领域,到1997年研究所已经拥有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三个学位授予点,1998年研究所成功地进入了博士生重点培养基地,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信息管理系统(MIS)试点工程的验收。此时,研究所科研条件和设备逐步达到了完备和齐全,工作环境都有了重大的改观,职工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研究所共招收硕士研究生315名、博士生108名、进站博士后18名。90年代后期,每年都有上百名研究生活跃在科研第一线,同时,研究所派往国外留学和进修的人员多数已学成回国,一批优秀的年轻学子逐步丛海外归来加盟微生物所,他们是科研工作的骨干,是研究所的中坚力量,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希望所在。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这20年间,研究所有5名科学家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方心芳(1980)、阎逊初(1980)、张树政(1991)、田波(1991)和魏江春(1997)。老所长戴芳澜和邓叔群早在1955年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院士对研究所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说明他们在相关学科领域所取得科学成就和学术造诣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尊重和信赖,他们是科学精英,也是学术权威。另一方面院士的多少也是研究所现有实力的重要象征,对研究所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20年,微生物所在建设和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伴随着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推进,一个崭新的具有现代化设备、充满朝气的微生物研究所将以其最优美的姿容展现在即将建成的中国科学院奥林匹克科学园区!

务实创新 奋力开拓美好前程(1998-2008)

 
  1998年6月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一期)也正式开始了。
一、 重点实验室率先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微生物所为尽早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遵照院党组的战略部署,以凝练科技创新目标为导向,积极推进研究所的机制转变和结构调整:为优化学科,提高科技竞争力,进行了研究员A 、B岗位的分类设岗,对不适合发展的课题组进行调整,将原来的80个课题组减并为52个,调整和补充了知识化、年轻化的课题负责人;对管理部门进行整合,6个职能处室缩减到3个部门:综合办、科技处和行政资产处。管理人员实行竞争上岗,不能胜任岗位人员转岗分流等措施。根据创新工程需要,为改善科研条件和工作环境,购置大型科研仪器,尽力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经过这些准备,领导班子在所层面上全面深刻剖析过去基础、现在优势和未来发展的基础上制订了适合我所发展的宏伟蓝图,力争在5年内将微生物所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微生物学科研机构和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基地型研究所。
  微生物所的三个重点实验室: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真菌地衣开放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它们在成立之初已经集中了研究所优势学科和研究人员,财力物力和实验条件具有充分的保障,经过了专家的认证和主管部门领导批准,已经符合创新工程的要求,于1999年率先进入创新工程试点。
  2001年1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全面推进阶段(即知识创新工程二期)计划”。同年,8月15日院长办公会议正式通过我所创新工程试点工作方案,以方荣祥为所长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微生物所整体进入中科院创新工程试点序列,翻开了微生物所发展史上又一个崭新的篇章。
二、二期创新的重点领域和研究方向
  二期创新的重点学科领域和主要研究方向是:
  微生物资源:加强极端环境微生物、难培养微生物和海洋微生物的调查和研究,建成具权威性的、亚洲最大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和菌物标本馆;开展微生物多样性及其系统进化的研究,提出新分类系统;加强微生物资源的前期开发,以发现新型的医用和农用抗生素及新型工业用酶为目标,建立高通量的筛选模型,提供有价值的先导物质。
  分子微生物学:开展基因组学和重要基因功能的研究,发现新基因和新活性物质,提出病害防治新策略;开展微生物发育分化和次级代谢的研究,为定向改良生产菌和获得新的代谢产物提供理论指导;研究重要的人和动植物病毒结构与功能及宿主免疫系统保护功能的分子机制,为相关疾病的治疗和新药开发奠定基础。
  微生物生物技术:提升微生物产业发展与能力,为国家目标、企业需求和传统微生物工业的技术改造提供关键技术;开展油田土壤污染和工业废水的微生物整治、可生物降解塑料的研制等;发展微生物分子育种的新技术与新方法,为有重要应用价值微生物的深层次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技术平台;根据发展“绿色农业”的需要,在微生物农药和微生物肥料研究方面作新的部署。
  为了实现和达到二期科技创新目标,进行了组织机构的调整,取消原研究室的编制,按三个重点领域组建三个研究中心,即微生物资源研究中心、分子微生物学研究中心、微生物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全所设35个研究组,遴选出19个研究方向、24名课题组长,原植物生物技术实验室按北京生命科学研究基地规划与遗传与发育所整合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该实验室于2004年1月获得国家科技部批准,升级为“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三、科技创新,关键在人
  在用好现有人才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多渠道、多形式地引进国内
  外优秀人才。除执行院人才引进政策外,还自筹资金引入百人计划和杰出人才,凝聚了一批来自国内外的优秀人才。包括获得院首批百人计划资助者、院首批以团队形式引进的分子免疫团队人员、获得院青年科学家小组计划支持者等。他们给研究所带来了新的学科生长点、增加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创新思维,使研究所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
  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研究所所长是改革创新的又一举措,2004年3月来自牛津大学的高福博士通过院人教局组织的竞聘答辩,成为微生物所第一个海外直接招聘的所长,并组建了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
  进入二期创新后研究生招生数量成倍增加,加上每年还有一定数量非本所招收的研究生和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人员、进修访问学者等,在所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在职职工人数,青年学生队伍成为科研主战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在加强研究生队伍和流动队伍建设同时还注重对本所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设立了研究所青年基金,提供一定数量的研究经费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搭建舞台。
四、园区和支撑条件建设
  为了营造适合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根据院整体规划我所在北郊奥林匹克科技园区内建新所址,建筑面积23336平方米,其中科研楼18098平方米、菌物标本楼3241平方米、发酵实验楼1987平方米,总投资10446.45万元,其中创新专项6650万元,标本馆专项2220万元,自筹资金1576万元,于2004年2月开工,2005年12月竣工。工程获北京市结构长城杯金质奖和建筑长城杯金质奖。
  为配合学科发展和研究工作需要,研究所更新添置了一批科研仪器设备,加强了重点实验室装备建设,包括购置大批先进仪器和装备,仪器管理配备专人,提高仪器的完好率和使用率。建立起不同层次的关键技术平台,成为创新发展的依托和支撑。
  强化了微生物资源的信息化和生物多样性信息化建设,建立了我国微生物领域最大的网络站点。路甬祥院长在参观我所时说. "在微生物所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活的、可以真正为科研提供服务的、可以与世界接轨的网络资源库。"并专门题词. "一流的科技创新需要一流的技术支撑与服务"。
  图书馆和杂志社编辑出版《微生物学报》、《生物工程学报》、《微生物学通报》及《菌物学报》期刊,也为提高我国微生物学研究水平和提升我国在微生物学领域的国际研究地位提供支撑服务。
  创新的准备阶段和二期创新工程的实施,使微生物经过一次较大的变革,它克服了原先微生物学科布局过窄、学科发展缓慢的痼疾,也经历了从被动地改革到自觉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变化过程。

五、着眼长远,与时俱进
  随着二期创新工程的不断推进,拓宽了微生物学科研究领域,从建所之初与工农业生产相关普通微生物学扩展介入到病原微生物领域,形成了分子病毒学和分子免疫学新的学科生长点。面对SARS和禽流感流行,新生和突发传染病的威胁,面对国家对能源战略物质的渴求,微生物所以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战略眼光,及时更新了三大研究领域的内涵:微生物资源、工业微生物和病原微生物。并建立了分属于三大领域的九个研究中心:微生物资源中心、微生物基因组联合研究中心、极端微生物研究中心、能源与工业生物技术中心、微生物代谢工程研究中心、环境生物技术中心、农业生物技术中心、分子病毒中心、分子免疫中心。
  经过二期创新试点工程,微生物所每年争取的任务经费、发表的SCI文章、申请专利、获奖等明显提高,竞争能力稳步上升,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现代微生物学科方法、手段更多地融入到各个科研领域。二期试点结束时,创新科技人员有125人,平均年龄39.5岁,45岁以下的中青年科技人员比例达79.2%,其中研究员37人(包括院士5人),45岁以下研究员达51.8%,完成了创新团队的代际转换工作,微生物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六、创新三期工程是二期的延续
  2005年7月19日,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第三阶段的方案。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三期将转变思路,以创新能力建设为主线,加强原始性创新、自主关键技术创新和重大系统集成创新,创新基地建设将成为试点三期的重要任务。
  2006年4月26日中国科学院在下发微生物所的《关于综合质量评估结果和创新三期资源配置的通知》中写到:“你所通过创新二期,凝练了科技目标调整了学科布局,取得了显著进步,显现了较好的发展前景。你所发展战略与创新三期方案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世界科学前沿,目标明确,措施可行,总体发展思路符合现代研究所的发展要求”。
  三期科技创新总目标:以微生物资源、工业与应用微生物以及病微生物与分子免疫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建立从资源开发、自主创新到成果转化的研发体系,为提升我国微生物产业创新发展能力、建设绿色产业、创建和谐社会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贡献。
  三期的科技布局和研究方向:微生物多样性及其资源应用基础;工业微生物研究与生物产品开发;环境微生物学与微生物群落生态功能利用;微生物与植物宿主相互作用以及植物生物工程;分子病毒与分子免疫等。建立与科技布局配套的技术平台,包括:微生物资源研究中心,微生物高通量筛选技术平台,生物信息与微生物资源信息管理平台和P3实验室。
七、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
  经过二、三期创新工程的实践,微生物所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2001年至2008年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在公共卫生、农业、资源、能源、材料、环境等方面组织和参与了国家重大项目。共承担项目266 项,合同经费79728万,(九五期间1996年至2000年为3213万)。项目申请过程也是打造创新团队的过程。在引进人才、新增学科生长点的同时,改变了以往以课题组为单位申请承担国家任务的分散型模式,加强了跨学科和跨所力量的组织和凝聚,继2004年我所首获973项目主持单位和首席科学家后,2005年、2006年又陆续获得973项目主持单位和首席科学家,三个重点研究领域都有973项目,形成了微生物资源、工业微生物和病原微生物学科领域协调互促发展的良好格局。继我所主持基金委三志编纂重大项目,又获主持基金委病原微生物领域重大项目。经过组织和凝聚所内优秀人才,申报基金委的微生物学科创新群体又获批准,成为我所第一个基金委资助的创新群体。通过团队组织申请项目提升了我所在微生物学科的领衔地位,也带动了新的学科,如元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转录功能组学、代谢组学等与微生物学科的交叉渗透,与之相关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和手段也在微生物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促进微生物学科研究迈向国际前沿。
  (二)、2001年至2008年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以来,以第一单位或通讯作者在SCI刊物上发表论文呈现井喷效应,达到722篇,2000年仅发表20篇,到2007年全所共发表了194篇,大部分刊登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杂志上,高影响因子文章大幅度增加;一些重点领域,如;微生物进化和系统学、极端古菌研究、重要微生物基因组学研究、微生物次生代谢基因调控研究、病原微生物与分子免疫等研究结果发表在《科学》(Science)、《柳叶刀》(Lancet)《核酸研究》(NAR),《免疫学》杂志(JI),《分子微生物学》(MM),《生物化学》杂志(JBC),《病毒学》杂志(JV)、《基因组学研究》(Genome Res),仅2007年5月我所科研人员就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连续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些结果不仅提升了微生物所基础研究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和总体水平,带动了科学院在生命科学前沿的学科建设。而且作为国立研究机构,微生物所在不断探索国际前沿的同时,脚踏实地、努力开拓,提高了满足国家需求所需的微生物学科知识贡献率。
  (三)、2001年至2008年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以来,申请发明专利169项,授权发明专利共115 项,PCT国际发明专利6项。其中有些专利已被应用到产业化过程中,如长链二元酸的4项专利、乳链菌肽的2项专利等,还有的用于疫苗生产研究。
  (四)、2001年至2008年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以来,获省部级以上奖13项,其中新型β-甘露聚糖酶的研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转基因741杨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乳链菌肽(NisinZ)的研究与开发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长链二元酸的研发与工业生产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八、技术转移、成果转化成效显著
  探索院地合作新模式,立足于知识辐射、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四大工作。经与百余家企业进行广泛接触后,与浙江海正集团共建生物药物联合实验室、与浙江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共建联合实验室等11家企业建立各种联合实验室和联合中心;在湖北省八峰药化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科亚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投资参股;与湖北与深蓝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灵芝和推广、与山东金长城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等多种形式进行技术转化。 每年与企业合作的横向合作经费1000万以上。
  路甬祥院长早在1999年就给微生物所题词“微生物 高科技 大产业”,提出了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创新价值链。长链二元酸、乳链菌肽、低聚糖、食药用真菌、生物降解塑料、氨基酸、转基因植物等科技成果已在一大批企业产生显著经济效益。
  我所乳链菌肽Z 的工业化生产,实践了科技的价值这一要求。研究人员发现在工业生产菌株中产生的是一种国内外未见报道的新品种乳链菌肽Z,进行了初期探索性研究,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九五、十五国家攻关计划支持下,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逐步走向产业化,融和了传统诱变育种过渡到分子生物学育种新方法、新手段应用的过程。2005年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年产50吨乳链菌肽Z工业生产厂,出口国外市场实现了销售总额2亿多元,实现利税5000多万元,创汇近2000万美元。它的研究与开发为调整我国食品防腐剂产业的结构,促进我国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凸显了微生物所人自主创新、坚持不懈的精神和现代微生物技术已成为成果开发的重要手段。该成果获200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发来贺信。
  二元酸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这项技术申请专利6项,其中已授权的有5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9项,最高奖为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6年),更重要的是这项成果已经成功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1998年起这项技术先后转让给国内多家公司,并先后在山东淄博和济宁、江苏淮南和南通建成了4座千吨级规模的长链二元酸生物发酵厂,年生产能力超过1万吨,产品远销欧洲、美国和日本,已创利税5亿元人民币以上。现在已经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原创性民族企业,市场占有率从2000年的不足5%到2006年大于30%。国际上的一些大牌公司如杜邦、汉高和通用电器等,都转向购买中国的长链二元酸产品和技术。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用生物技术大规模进行工业化生产长链二元酸系列产品的国家。受市场利益的驱动,上海凯赛和淄博广通两大集团公司正在加紧成倍的扩大生产能力。根据业内权威人士估计,在未来的5-6年内生物合成法生产长链二元酸技术将逐步取代化学合成法,市场占有率将达到80%。
九、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筹)建设
  中科院在创新三期中要求大力发展工业生物技术,提出建立先进工业生物技术基地的构想。“微生物 高科技 大产业”,发挥小小微生物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到走新型工业化生产道路中的重要作用,变微生物学科优势为发展微生物生物技术的强势。2005年2月-5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在院生物局、北京分院的直接领导下,与天津市科委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协商、洽谈,双方互访多次,就联合建立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发基地事宜达成共识。2005年7月5日,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与天津市戴相龙市长签订了中国科学院-天津市全面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路院长表示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发基地是中科院-天津市合作的重要方向。
  2005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与天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联合建设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发基地合作协议。2007年1月12日院长办公会就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方案及“中心”发展研究方向、法人地位、人员建制、资金投入和运作模式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关意见。2007年6月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中科院-天津市合作项目“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四方协议签字仪式。2007年9月24日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工地打桩奠基。2008年4月3日院长办公会讨论了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管理问题,决定由北京分院直接领导。2008年9月5日院长办公会决定由院地合作局负责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技术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十、拓宽国际合作的渠道,提高合作成效
  通过聘请国外学者(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举办国际会议、联合申请项目、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学生、任职国际组织、担任国际刊物编委、与国际著名机构共同设立奖学金等途径使合作形式多样化;新增国际组织任职、聘任国外客座研究员5人,国际SCI期刊编委10人;国际合作项目合同金额逐年上升, 从2000年的205万上升至2006年7830余万元;2004年9月聘请了美国加州大学施文元教授领衔,来自英、美、德等国微生物相关领域的8名世界顶尖级专家组成海外评估团对我所科研工作与现状进行了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估,并给予具体指导建议,体现了评估机制与国外接轨;与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共同建立分子免疫与分子微生物学联合实验室、结构病毒及免疫学联合实验室,于2006年7月被科技部批准为中日政府级合作项目,合作预期10年,日方将投资7000多万元人民币,并派两名核心科学家常驻中国。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在中日近10多年的科技合作史上是第一次。联合实验室实行实验室经理和聘任制的管理模式;2008年6月27日微生物所被授予“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的徽牌,作为科技部和国家外专局评选出的首批“中心”之一。
十一、创新文化建设
  营造有利于提升研究所创新能力和成效的价值理念、思想方式和环境氛围。 2005年开展了Cell杂志文章发表25周年暨二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C技术转让合同签订20周年,出版了纪念册等活动,回顾历史辉煌事件,激励科技人员出更多的Cell文章和高水平成果。
  继1993年、2002年先后召开戴芳澜、邓叔群百年诞辰纪念会后,2007年3月16日召开了方心芳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为方心芳院士百年诞辰题词:继承方心芳院士科学精神 创新微生物科技造福社会,卫生部长、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陈竺、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振声、科技部基础司司长张先恩、中科院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项国英等领导、专家和方心芳的生前好友、亲属出席了会议。为此活动组织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纪念光盘、制作了雕像等活动,宣扬老一辈科学家坚持不懈、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和刻苦探索、大胆创新,研究微生物造福社会的科学精神及关心爱护同事学生提携后辈的人文精神。缅怀先辈,激励后学。
  从2004年起组织每年的科普日活动,接待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几千余人;作为青少年科学培训基地,每年接受高中学生参加科技实践活动,通过大手拉小手,发现和培养科技苗子。
国家发改委已批准15000平方米的新建科研楼方案,新楼建设即将启动,科研办公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十二、新的机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三期后,中科院开始管理模式的探索。2007年底,中科院开始进行研究所综合配套改革的尝试。试点所的选择,考虑综合实力强、管理水平高、发展势头好的综合典型性和代表性研究所开展试点,计算所、高能物理所、微生物所、寒旱所、上海技物所、大连化物所、物理所7个成为试点单位研究所,被赋予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可以制定符合自身条件的管理政策,目的是探索建立研究所分类管理制度。微生物所重点探索建立先进工业生物技术创新基地核心研究所,探索“微生物 高科技 大产业”科技创新价值链、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的试点。
  面对新挑战新机遇,研究所按照院建设“布局合理 四个一流 和谐有序 竞争向上 开放合作 引领发展”研究所要求,提出了试点目标和举措。包括1.改革研究所组织管理;2.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3.建立一套相对科学的科技评价体系;4.探索建立适应微生物研究所实际情况的科技创新价值链管理体系;5.构建天津研发中心良好运转机制,对中心采用“特区化”管理,摸索建立与产业紧密联系的运行管理机制,在人财物的配置上彻底打破对资源进行物差别分配的格局,有计划、有导向地分配经济资源,福利薪酬体制及管理方式实施“一所两制”。
不断地加强战略研究,凝聚科技目标,合理调整科研布局,完善科研组织结构,根据国家需求和科学院综合配套改革有关精神,将原有的九个研究中心调整为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真菌地衣系统学重点实验室、农业微生物与生物技术研究室、工业微生物与生物技术研究室、病原微生物与免疫研究室5个研究室。
  截止到2008年8月: 全所在职职工312名,离退休人员及离岗安置人员353名,研究员45名,院士5人,硕士生216名,博士生143名,博士后19名和部分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通过自己培养和国外引进杰出人才,共有中科院 “百人计划”入选者17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1人:谭华荣 (1999年)、黄力(1999年)、唐 宏(2000年,调离)姚一建(2000年)、东秀珠(2000年)、高光侠 (2002年,调离)、 郭惠珊(2005年)、高福(2005年)、刘杏忠(2006年)、刘双江(2007年)、白逢彦(2008年);中科院十大杰出青年马延和(2000年)。
  继恢复院士遴选制度我所5位研究员当选院士后,郑儒永(1999年)、方荣祥(2003年)又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实施创新工程十年(1998年-2008年)我所:1. 承担项目284项,总合同经费82942万,其中2001年至2008年进入二期创新试点工程以来承担项目266 项,合同经费79728万,九五期间(1996年至2000年)为3213万;2. 申请专利179项,其中2001年至2008年申请了169项。;3.发表SCI论文829篇,其中2001年至2008年共发表SCI论文722篇;4. 出版42部,约占我所共出版专著112部的40%;5.获省部级以上奖18项,其中国家奖5项,建所以来共获省部级以上奖172项;6. 共招收博士生426名,硕士生393名,分别是恢复招生20年(1978年至1998年)以来招收博士生108名,硕士生326名的3.9倍和1.2倍。
  2008年7月黄力研究员被任命为常务副所长(法定代表人),组建了我所第八届领导班子。新的领导班子正以“务实、理性、民主”的理念积极地带领全所职工进行科研布局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决心在研究所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中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做出新的成就,积累新的经验,打造新的辉煌。
  在国家实现百年奥运梦想、科学院在三期创新、新领导班子成立之际,我所迎来了它的五十华诞。五十年的风雨历程,半个世纪的沧桑铸就了微生物所实事求是、默默奉献的研究所文化,也传承着艰苦奋斗、奋发向上的精神文化。我们将永远铭记为微生物所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努力和贡献的人。知识创新工程的良好发展和取得的成绩给了我们极大的自信。改革无止境,创新路正长。站在三期创新的起点上,又将开始新的努力和追求。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自主创新、再树辉煌,微生物所的明天必将更加光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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